徐源泉在湖北当过省主席吗
没有。
1910年毕业于南洋讲武学堂；在校时加入同盟会。1914年起，历任新疆督军府参谋，江苏陆军第六混成旅第二团团副，奉天陆军第三旅第五十五团团长。
1925年8月，升陆军第十五旅旅长，旋兼任第二方面军团第六军副军长。
1928年6月为天津临时保卫总司令，旋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团总指挥、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编遣时，任陆军第四十八师师长。
1929年夏，任国民党“讨逆军”第十军军长兼四十八师师长。
1930年3月任鄂北“剿共”总指挥，旋任第十军军长、第四十八师师长，参加“围剿”湘鄂西红军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清乡”。1935年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湘鄂川边区“剿共”总司令。抗日战争初期，曾在南京，合肥一带阻击日寇，不久卸职，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武汉解放前逃往香港九龙。
七七事变后，曾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武汉失守后，擅自率余部撤到平汉路西，李宗仁以其违反军令，押解西安，电请蒋介石将其撤职查办。1942年，经军法总监何成浚求情，方无事释放至渝，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
徐在军事之暇，致力于创办实业和学校。在汉口开设泰丰花号、裕泰盐号、在汉阳创办砖厂、恒源银行；在渝开力义华化工厂；在汉口、沙市、湖南沼江一带设置码头。一九三一年，徐源泉任国民党十军军长后，威加故里，提出要解决家乡交通困难，资助家乡创办学校。为此他特将卢福田、林子俊及地方名流如熊祖谟(晚清秀才)请到徐氏公馆里，谈了他的打算。徐说，他准备在家乡做件好事，创办一所学校。但是他多年从军，没有积蓄，经费只能自筹。他打算成立一个轮船局，用这种方式解决资金困难，并请在座的卢福田、林子俊帮忙。卢福田、林子俊两人先不知徐请他们的用意听了不免感到突然。一阵沉默后，只好答应尽力而为。不久，卢、林之船租赁过户，成了徐源泉的船，“仓汉轮船聚义公司”被改成了“仓汉轮船局”。“仓汉轮船局”就这样产生了。时隔不久，徐源泉听到了闲话，说他以官压人，霸租别人的客船，便从武汉叶开泰处买下了“汉武”号，改“汉武”双车为单车，一分为二，制造了两艘客轮，取名“仓兴”、“仓汉”。即将卢福田、林子俊两船退还。卢、林自知争徐不过，亦为迎合徐的心理，将所租之船退掉，又将船员转到“仓兴”、“仓汉”上，他们自己便拜投在徐氏门下。“仓汉轮船聚义公司”被“仓汉轮船局”取代，卢福田、林子俊由实权经理成了名誉经理，实权落在徐源泉的心腹，十军军需处课长严慎轩手中。严虽是兼任经理(该局既没设局长，也无专职经理)，但却是徐源泉的代言人。 “仓汉轮船局”成立后，徐源泉先后又买下了“武湖”、“永安”两艘货轮。一九三二年，徐特为自己督造了一只专船，号“正源”。“正源”名义上仍由轮船局管辖。该局还代管徐的部属合资经营的“兴运”号及中南银行货轮五艘。至此，轮船局共辖有轮船十一艘，即“仓汉”、“仓兴”、“武湖”、“永安”、“兴运”、“正源”及中南银行五艘。
一九三二年，徐源泉控制了沙市、宜昌至汉口的长江两岸，亦即控制了川、黔、滇的鸦片由长江运往汉、沪的必由之路。徐便和汉、沪鸦片特业公会及烟土巨商互一起做生意。“仓汉轮船局”中的“仓兴”、“仓汉”为徐源泉家船。“仓兴”号走“汉口—六指店”航线，“仓汉”走“汉口—仓埠”航线。两船一来一往，每天各一趟，运客约两千，收乘客船费七角。两船每年约收款二十余万。一九三二年，正源中学创办后，除拨三、四万元给正源中学，(船员薪金四千余元及其它开支两千余元外，所余尽被徐从严氏机械厂特设机构处吞去.)每逢开学典礼，“仓兴”“仓汉”劳务必忙碌一阵。前一天，必须把船上打扫干净，准备好待客物品，再去接徐源泉或当时的名人如万耀煌、方本仁、陶希圣、林熏南等上船，他们去校视察或演讲，往返均需专程接送。凭此，可以代表轮船局的“仓兴”、“仓汉”，亦是徐沽名于乡里，钓誉于同僚的工具。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仓汉轮船局”最兴旺的时期，也是徐源泉投蒋以来较为得意的时期，轮船局之所以发展较快，也正是因为徐源泉的运气。一九三六年，徐的官船“正源”停泊在汉口二码头时，该船船员误丢火星到船上汽油桶里，霎时间，烈火熊熊，“正源”被烧沉在江中。过了几个月，徐的部属因对徐尽吞营运获利，局收管理费用太高不满，以无力继续经营为借口，卖掉了“兴运”。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入侵脚步逼近了武汉，徐带兵慌忙西撤。徐首先想到的不是国破，不忘他的轮船局，明令凡能开到重庆的局属轮船一律开去，不能开去的就近卖掉。是年，“仓兴”，“仓汉”连同船员一并在宜昌卖掉；“武湖”、“永安”开到重庆不久，徐考虑时局动荡，战事频繁，即在重庆卖掉； “仓汉轮船局”自一九三一年开办，历时七年，至此，宣告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