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冤案是什么？杨乃武与小白菜受过哪些酷刑？张文祥是被凌迟处死的吗？
①
四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
杨乃武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城内(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杨乃武结过三次婚，首为吴氏，次为大杨詹氏，后死于难产。继娶小杨詹氏，即案发时之妻，后直至终老。
②
杨乃武与小白菜受过哪些酷刑：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乳名阿生，小杨乃武15岁，其父毕承祥，后来一些文艺作品中称其为毕秀姑。小白菜八岁时随母再嫁到余杭县城，其母嫁给喻敬天为妻，小白菜称喻为继父。与杨乃武是邻居，与葛品连也是邻居。葛品连之父葛奉来，早年死亡。葛品连之母也是带子再嫁给沈体仁为妻，沈体仁则是葛品连的继父。小白菜11岁时，经其母喻王氏与葛品连之母沈喻氏订明，将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为妻。葛品连成年后由继父将其荐至豆腐店当伙计。小白菜16岁时，葛品连便想将小白菜娶过门。小白菜与葛品连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成亲，小白菜即为葛毕氏。
此时，杨乃武正好在澄清巷口新造楼房三间。造房时由沈体仁监工，得知杨乃武还有新房多余出租，就告诉了葛品连之母沈喻氏，沈喻氏通过赵兰荣，向杨乃武租了楼房一间给小白菜夫妇居住，每月租金800文，杨乃武和小白菜就在同一楼房内居住。葛品连仍在豆腐店帮伙，由于早上起得很早，有时晚上就宿在店中。小白菜一人在家，闲来无事，经常去杨乃武家中走走，有时就在杨乃武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小白菜还学起诵经，因识字不多，就请杨乃武教。开始，大杨詹氏还在，小白菜与杨乃武来往频繁不至被人非议。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整座楼房有时就只剩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人。小白菜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来往甚密。后来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有奸情的流言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小白菜夫妇在杨乃武处住了一年以后，杨乃武提出要求把房租增至每月1000文。小白菜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就另行租了太平巷王心培隔壁的房子居住。
大杨詹氏死后三个月，杨乃武和小杨詹氏即詹彩凤结了婚。次年八月，杨乃武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
案情发端
同治十二年十月九日，在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因身体不适回家，途中数次呕吐。大约早饭也未吃，便在糕点店买了粉团吃。到了家门口，还呕吐不止。到家后就躺到了床上，他自以为又得了流火疾，便要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葛品连服用后并未见好，病情反而更为沉重。午后，葛品连病情沉重。延至申时，葛品连便死了。
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晚上，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水。葛品连的义母冯许氏见后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便与沈喻氏等众亲友商议，请求官府前来验尸，以验明葛品连是否中毒致死。如系中毒而死，则请查根究底。此事告知了地保王林，当晚便请人写好了呈词。次日一大早，在地保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便向县衙提交了要求验尸的呈词。
知县初讯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时已年近七十。刘锡彤接下呈词，正准备与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等前去勘验，恰好生员陈竹山来衙为刘知县诊病。陈竹山与刘锡彤关系密切，常来常往。于是一边诊病一边就谈起了即将去勘验的事。陈竹山得知是为葛品连验明死因，就把他在走街串巷时所听说的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的传闻告知了刘锡彤，还说，街坊邻居都认为葛品连之死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因奸谋毒所致。
之后，刘锡彤带着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来到了葛品连停尸处。仵作沈祥验得葛品连尸身仰面作淡青色，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身上起有大泡十余个。但用银针刺探喉部却呈青黑色，擦之不去，不似是砒毒之征，心下疑惑。于是只是向知县禀报说是中毒身死，却未报何毒致死。刘锡彤也未问。沈彩泉问沈祥，沈祥说可能是生烟土中毒致死。沈彩泉说不可能是生烟土，服生烟土皆为自服，是自杀，不是他杀，肯定是砒毒致死。沈祥不服，便与沈彩泉争执了起来。本来试毒的银针应该用皂角水多次擦洗，结果也都忘了。刘锡彤惑于陈竹山之言，竟相信了沈彩泉的话，认为葛品连是砒霜中毒而死。当即将小白菜叫来讯问，问她“毒从何来？”小白菜答“不知”。刘锡彤即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审问。
刘锡彤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后，对其进行严刑拷打。据当年《申报》载，小白菜受的刑是“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酷刑之下，小白菜作了与杨乃武系因奸情而谋害亲夫葛品连致死的供述。
小白菜作完口供后，已是次日凌晨三更，刘锡彤一得到小白菜的供词，立即派一王姓书办并带民壮阮德等前往抓捕杨乃武。阮德和书办将杨乃武强行带到县衙。杨乃武半夜三更平白无故被强行带至县衙，窝了一肚子的火。当知县讯问时，不但否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还以粗暴的态度顶撞刘锡彤，使刘锡彤大为恼火。杨乃武得知小白菜的供认说是初五交给其砒霜。于是，托人要求岳母本家亲友为其作证，证明其初五日在南乡除灵立继，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意在否定小白菜供认的初五日交砒霜的事实。杨乃武岳父的干兄弟监生吴玉琨、杨乃武岳父之侄詹善政、杨乃武的堂兄增生杨恭治及沈兆行、冯殿贵等人即按此要求向余杭知县递交了公禀。
由于杨乃武有举人身份，系天子门生，不能用刑。刘锡彤束手无策，无法获取定案的口供。次日，便呈报杭州知府，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杭州知府陈鲁又通过浙江巡抚杨昌浚向朝廷具题。同治皇帝在杨昌浚的具题上亲批：“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杭州府再审
葛品连死后第十天，即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刘锡彤便将杨乃武和小白菜及全案卷宗解至杭州府。但杨恭治、吴玉琨、詹善政等人为杨乃武所作的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的公禀却被刘锡彤压下了，没有随卷宗上呈杭州知府。
此时杨乃武革去举人的御批已下，知府陈鲁便动用大刑，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承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当陈鲁追问砒霜来源时，杨乃武便编造了从杭州办完中举手续回余杭的途中，在本已熟识的仓前镇爱仁堂药店“钱宝生”处以毒鼠为名购得的。陈鲁得到这一口供，以为案情已经大白，便叫刘锡彤将钱宝生的证词取来。
“钱宝生”来到县衙后，说自己不叫钱宝生，叫钱鹿鸣，又名钱坦，也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反复做钱坦的工作，并表示不会追究其卖砒霜的罪责，也不会把他送到杭州府作证，并给钱坦写了书面保证。钱坦后来同意按刘锡彤的意思作证。
陈鲁得到“钱宝生”的证词，又有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供认，就认为铁证如山，可以定罪判刑。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杭州知府陈鲁作出判决，以因奸谋杀亲夫罪处小白菜凌迟之刑，以授意谋害他人亲夫处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按察使。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开始觉得案有可疑。因为杨乃武乃是个举人，他自己也是个举人。他不太相信一个举人会为一个女子而抛弃自己的前程不说，还得赔上自己的性命。于是，他找来刘锡彤，询及本案的经过情况，是否有不正常的情况。这刘锡彤向按察使拍胸脯保证，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也就放心了。遂将案件按照杭州知府的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
在此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小杨詹氏即詹彩凤向杭州各衙门申诉，但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及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到北京告“御状”
同治十三年四月，杨乃武之姐叶杨氏随带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轮船到北京，经在京的同乡京官指点，向都察院递交由杨乃武所写的申诉材料。事先商定由王廷南进都察院递交，临进都察院前，王廷南说自己目力不济，要王阿木进去递交。这王阿木就说自己是王廷南。这样，王阿木就被当作王廷南递解回浙江杭州。
都察院接受了杨乃武的呈词后，就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杨昌浚将此案交杭州知府陈鲁复审，结果当然只能维持原来的判决。
由于杨乃武之妻小杨詹氏多次在杭州各衙门鸣冤叫屈，杭州城内大街小巷传言纷纷。此事引起了当时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江南药王胡雪岩的关注。杨乃武之妻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有了再次进京的经济能力。同治十三年九月，杨乃武之妻詹彩凤随带其娘家帮工姚士法，携带杨乃武的呈控材料去北京，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这一材料。步军统领衙门将杨乃武的申诉情况上奏皇上，皇上谕旨，将此案交浙江巡抚杨昌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但杨昌浚并未亲提严讯，而是将此案交给刚到任的湖州知府锡光以及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共同审理此案。湖州知府锡光参与几次审理后，即找了个借口不再参与审理，不知原因何在。后来主要由龚太守审理此案，但不久便遇到同治皇帝驾崩等国家大事，又碰上全国性的考试，所以此案一拖再拖结不了案。
刑部大审
由于案件久拖不决，社会影响又大，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要求重审此案。两宫皇太后命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胡官居学政，虽通学术，却不谙刑名，难以胜任，兼之素与杨昌浚相熟，也未能推翻原判。
此后，该案又经历重重周折，送达刑部。刑部在审查案卷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疑点。
浙江籍的京官也非常关心家乡这一轰动全国大案的审理情况。他们经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判断，认为本案是一起冤案。于是他们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根据刑部提出的前述案中疑点，又增加了他们听闻来自家乡的消息。都察院接到呈词后，即向两宫皇太后、皇上奏请。两宫皇太后竟批准了都察院的奏请。
刑部接下此案后，便调集本案的有关证人及杨乃武和小白菜进京。由于当时本案的主要证人钱坦已死，刑部也无法依靠证人的证词和人犯的口供定案。虽然在审理时发现杨乃武和小白菜都受过酷刑，与杨昌浚具题、胡瑞澜上奏中所说的并无刑讯一节显有不符，且杨乃武和小白菜也都推翻了原先因奸谋毒的供述，但刑部认为仅凭这些也难以定案。在审问进京人证的过程中，刑部官员发现余杭县令刘锡彤所勘验的葛品连中毒身死的尸体勘验结论值得怀疑。于是经请得旨意，将葛品连的尸棺运至北京，重新勘验葛品连的死因。
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由于此案影响很大，所以前来观看开棺验尸的人非常多。经仵作荀义、连顺喝报，验得葛品连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确属无毒因病而死。在场的刘锡彤以及原验仵作沈祥也都不得不认可了这一鉴定结论。刑部官员还讯问刘锡彤、沈祥原验情况，两人承认，原验时，试毒银针并未按要求用皂角水反复擦洗，不符合朝廷规定的检验要求；沈祥向刘锡彤只报服毒而死，却未报何毒致死，等等。
据此可见，杨乃武和小白菜确系冤枉。他们原来所作“因奸谋毒”的有罪供述显然均为虚假。于是，刑部上奏皇上，革去了刘锡彤知县之职。其他相关审理官员也各自因审理不利而遭受处罚。杨昌浚、胡瑞澜、陈鲁等皆被革职，刘锡彤则被从重处罚，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且不准收赎。沈祥被判杖八十并徒刑二年，沈彩泉被判杖一百并流二千里。杨乃武、小白菜冤屈被洗刷，但亦被处杖八十与杖一百。至此，案件审结，其时为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案件审理全过程历时约四年。
杨乃武回到余杭后，曾去上海《申报》做过事，不久仍回余杭，以种桑养蚕度日。于民国三年(1914年)病故，享年74岁。小白菜回到余杭后，终因亲友无靠，衣食无着，真的入庵做了尼姑，法名慧定。小白菜于民国十九年(1930 年)圆寂，享年75岁。
③
凌迟的过程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个看看对你是否有用：
凌迟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代，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刀四切两腿。 实际执行时，还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到公元1905年的光绪年间，凌迟刑被废除。开始时，刽子手会巧妙地一刀剜去犯人的喉结，以免他喊叫。然后迅速地出血包扎伤口，最先动手的部位是背，每刀割下的肉必须只有指甲盖大小。杀一个成年人必须要施3357刀，刀刀须见血掉肉，要用大白瓷盘将其贴在上面供观众鉴赏，并要得到赞赏，如果犯人在规定刀数前死去，刽子手将被观众嗤之以鼻，并有可能丢掉饭碗。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先说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十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刘瑾把持朝政时，残害忠良，作恶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场固然使人解恨，但从他受刑的过程来看，凌迟这种刑罚不能不说它确实惨无人道。 再看郑鄤。若说刘瑾被凌迟是罪有应得，而郑鄤受如此酷刑却使人感到惋惜。郑鄤是常州横林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他的文才与声望曾名噪一时。崇帧初年，由于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引起政治纠纷，郑鄤也被卷了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后由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 关于郑鄤一案的详细背景与是非曲直，这里不作具体考述，我们只讲他受刑的大致经过。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当时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侧甘石桥下四牌楼（后世简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处决死囚常在这里进行。按平常的惯例，斩首在西牌楼下，凌迟在东牌楼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东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座，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只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絮絮不休地属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有位吏役说，西城察院的官长还未到，必须稍停片刻，正说着，那位官长由随从前呼后拥，分开密集的人群向这里来了。就位之后，他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同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的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些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疥药的原料。 清代仍有凌迟之刑。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首领一旦捕获，总是要凌迟处死。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迟示众。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也受了凌迟之刑。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诚，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清廷传旨将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决，骆秉章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竟残忍地对石达开等使用了凌迟之刑。那是同治二年（1862）六月二十五日，骆秉章率领清兵把石达开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绑赴刑场。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椿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凌迟之刑一直延续到清末。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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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啊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当时闹得朝野耸动、家喻户晓。姿色出众的毕秀姑，人称小白菜，其夫患病而死，却被县令刘锡彤诬为与杨乃武通奸谋杀，并且施用酷刑逼供，屈打成招。
但是由于家人不断上告，又加上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杨乃武、小白菜得以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是小人物，牵出的社会背景却是纷繁复杂，引发出的案件情节跌宕起伏，所以杨乃武、小白菜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耐人寻味。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浙江省余杭县仓前镇，塘河穿镇而过，镇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忙碌着、招呼着。镇上有一家豆腐店，店主姓葛，因排行第一，人称葛大，娶妻喻氏，生下一子，名唤品连，人称葛小大。后来葛大病死，豆腐店不开了，品连就到余杭一个豆腐作坊当伙计。母亲葛喻氏改嫁给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故又称沈喻氏。同治十年（1871），沈喻氏托品连的干娘冯许氏做媒，聘毕秀姑为品连之妻。这一年秀姑17岁。
毕秀姑，也是浙江余杭人，因为平时喜欢穿一件绿色的衣服，系一条白色围裙，人又清秀，街坊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小白菜”。她幼年丧父，母亲王氏改嫁给了一个叫喻敬天的小贩。到了喻家以后，她虽然聪明能干，但是继父并不喜欢她，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调戏侮辱。
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以后，因丈夫长得像《水浒传》中的武大郎，而她貌美如潘金莲，人们又叫她“毕金莲”；又因丈夫是做豆腐的，也有人叫她“豆腐西施”。
葛品连与小白菜定亲后，家里的房子不够住，于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暂时在喻敬天家成亲。喻敬天家房屋狭窄，久居不便，于是葛品连夫妇打算在外面另租房屋。恰好这时县城内澄清巷口西首有一户姓杨的人家请沈体仁修房子，房屋修好，除了自居以外还有一间空屋子。葛品连便托沈体仁向杨家承租，月租1000文。
这户姓杨的人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杭县，以养蚕种桑为业，家境小康。主人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排行老二，人们都称他杨二先生。20多岁考取了秀才，30出头又中了举人，令街坊邻里羡慕不已。杨乃武有个姐姐叫杨菊贞（淑英），出嫁不久，丈夫就去世了，青年守寡，便住在娘家。杨乃武在襁褓之中，便由姐姐照看，因而姐弟感情深厚，如同母子。后来杨乃武娶了城中詹家的女儿詹彩凤为妻。詹家在城中，也是家小乡绅。詹彩凤是一位勤劳节俭、善良贤惠的妇女，种桑、种地、养蚕，终日劳碌。杨乃武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不平之事，总是好管多说，伸张正义，又常把官绅勾结、欺压百姓等事编成歌谣，对官府见不得人的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辛辣的嘲讽。对于官府来说，杨乃武是一个“刺儿头”式的人物，有一支厉害的笔，又有举人的头衔，因此，本来就与杨结仇的县官刘锡彤对其更加痛恨，一直俟机报复。
刘锡彤原先只是余杭县城外一处关卡的九品小税吏，掌管着来往商客的船只课税之权，对老百姓的正当买卖也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引起了当时还是秀才的杨乃武的愤恨，早就打算为乡亲们出出气了。正巧当地修桥铺路，需要派人到杭州府去采购基建材料。杨乃武急公好义，即自告奋勇到杭州府去走一趟，顺便拜谒在杭州任知府的老师。杨乃武到杭州府购置建材装完船只后，乘拜望老师之机，请知府出一份免税的公文，用以对付刘锡彤。杨乃武押运货船回到余杭关卡时，既不对查税的税吏讲明船上是为公益之用的建材，也不出示杭州府免税的公文，却佯称自己是商船，暂将货船停泊抵押，自己回去取税银。杨乃武在再去杭州府的途中，悄悄将杭州府发的免税公文拿出来用双手拧成两截，一截立即销毁，另一截揉揣在怀里去见自己的老师。他诬称“刘锡彤扣船敲诈，见了免税的公文欲夺取撕掉，幸亏自己抢得快，才抢到这半截”，说完从怀里取出剩下的公文呈给知府过目。知府看后大怒，认为有州府免税公文证明杨乃武是为公益办事，刘锡彤竟然也要敲诈勒索，立即发一火签，将刘锡彤的税吏免职。这位九品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的红顶子就被摘掉了。后来得知是当地的杨秀才从中捣鬼，刘锡彤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报仇雪恨。他到北京花了五千两银子，捐到了余杭县县官的职位，从此对余杭百姓更加横征暴敛，疯狂剥削。仓前镇是漕米集中的地方，百姓完粮，陋规极多。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量米的时候还要用脚踢三脚。受欺负的都是些中小粮户，他们叫苦连天。于是杨乃武代他们交粮米，又代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诉粮胥克扣浮收，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积弊，减轻粮户额外负担。仓前镇收粮官何春芳反咬杨乃武一口，说他鼓动农民抗粮不交，代农民包交漕米，从中渔利。县官刘锡彤立即传杨来讯问。杨据理力争，刘理亏，便说他吵闹公堂，目无王法，将他驱逐出去，而钱粮之舞弊如故。杨乃武愤愤不平，于夜间在县衙的墙上贴上一副对子：“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因为清朝明令禁止量米时用脚踢，抚台也有布告，溢出的米准许粮户扫取，但是余杭县却仍旧不改。经历这件事，刘锡彤恨不得将杨乃武碎尸万段。不久，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葛品连向杨乃武家承租了住房，于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四日与小白菜搬入居住。葛品连每天半夜要起床做豆腐，因此常常住在豆腐作坊里，十天半月回家一次。杨乃武夫妇见小白菜聪明伶俐，性情温顺，都很喜欢她。
因为葛品连经常不在家，詹氏常叫小白菜到家里与杨家人一起吃饭。小白菜也常请杨乃武教她识字念经。两家相处很融洽。小白菜从前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欺侮，自从搬到杨家后，那些无赖再也不敢来了，因为杨乃武见到他们是要骂的。那些地痞便制造谣言说“羊吃白菜”。谣言传到了葛品连耳里，他渐渐起了疑心。于是有几个夜晚，他潜回家里，在屋檐下偷听，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经卷以外并没有听见任何私情。接着，葛品连将谣言和偷听情形，告诉了母亲沈喻氏。沈喻氏来杨乃武家时，也看到过小白菜和杨乃武夫妇及杨菊贞同桌吃饭，听品连这么一说，心里不禁也有些怀疑。沈喻氏原是个糊涂人，竟愚蠢地和邻舍谈起这事，于是街闾遍传，流言就更多了，而杨家人还蒙在鼓里。
一天，葛品连回到家中，杨乃武向他讨取房租，因房租已经欠了几个月了。葛没有钱便向沈喻氏商借，沈喻氏说，外间闲言很多，为了避嫌，最好另行租房居住。于是同治十二年（1873）闰六月，葛品连与小白菜移居到太平弄口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自小白菜搬走后，杨乃武从未去过小白菜家，小白菜也没有再来过杨乃武家。
搬到王心培家以后，小白菜又经常受到外人欺侮。县衙门有个捕役名叫阮德，他有个姐姐叫阮桂金，已经嫁过三个男人，与粮胥何春芳有染。县官刘锡彤有个儿子叫刘子翰，是个花花公子，经常与何春芳在一起冶游，素知小白菜美而艳，垂涎欲滴已久，于是和一个同他相好的佣妇计谋把小白菜搞到手。一天，佣妇以他事诱骗小白菜到她家，小白菜到达时，刘子翰已在那里恭候多时，见到小白菜容貌分外俏丽，色胆包天，便将小白菜强暴了。小白菜心中无比痛恨，却又畏惧刘子翰的权势，又害怕事情败露后丈夫不能原谅自己，因此一肚子苦水不敢声张。然而恶毒的佣妇却将此事泄露给阮桂金，阮桂金又告诉了何春芳。何春芳早就想染指小白菜，于是于八月二十四日潜入葛家，正好王心培夫妇不在家，何春芳便以刘子翰之事相要挟企图强暴小白菜。两人正在厮打之时，葛品连从外面进来，小白菜哭泣不止。葛品连大骂何春芳，何春芳灰溜溜地走了。葛品连即责骂小白菜，认为在杨家的时候已有谣言，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怀疑小白菜行为不端。从这以后，葛对小白菜经常非打即骂。有一次，葛让小白菜腌菜，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还没有腌，立即将小白菜痛打一顿，小白菜气得把头发剪掉，要去当尼姑。二人的母亲沈喻氏和喻王氏闻讯赶来，询问王心培，知道了吵闹原因。小白菜的母亲气得直哭，说腌菜小事，何必这样痛打。葛品连的母亲也责骂他不该这样，葛品连说是打她一顿出出气。经劝解后，二人和好如初。
十月初七日，葛品连突然身发寒热，双膝红肿。小白菜见他有流火症状，劝他请个替工，休息两天。葛不听，仍然到豆腐作坊上工。初九日早晨，葛身体支持不住了，便往家走，路过点心店，买了几个粉团边走边吃，走到学宫化字炉前竟呕吐不止。回到家时已两手抱肩，发寒发抖，呻吟不绝。小白菜连忙扶他上楼，给他脱掉外衣，盖上两床被子。问他病情，说是初七日到作坊去，两天来身体总是忽冷忽热的，恐怕是疾发气弱，让小白菜拿1000文钱托喻敬天代买东洋参和桂元。买来后，小白菜煎成汤给他服下，并请王心培的妻子去告知喻王氏。喻王氏赶来时，葛品连仍然卧床发抖，时欲呕吐，她照料了半天便回家去了。下午，小白菜见葛喉中痰响，口吐白沫，问他怎么样，他已不能说话。小白菜急得喊叫出来，王心培闻声上楼，小白菜告知情由，王心培马上去叫沈喻氏和喻王氏。二人赶到时，葛已经不能张口了，急忙把医生找来，说是痧症，用万年青萝卜籽煎汤灌救无效，气绝身亡。家人悲痛欲绝，为葛换了衣裳，尸体正常，并无异样，当时都没有什么怀疑。
葛死时正是十月，气候很暖，葛身体肥胖，初十夜间尸体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葛品连的干娘冯许氏对沈喻氏说，葛死得可疑。沈喻氏见尸体脸色发青，也起了疑心。就盘问小白菜，小白菜说并无别样事情。冯许氏叫来地保杨仁，请他代写呈词，准备到县衙喊告。呈词中仅说死因不明，并未涉及任何人。十一日黎明，杨仁、沈喻氏赴县衙喊告，县官刘锡彤听说出了命案，赶紧带领仵作前往验尸。这时候正好当地有一个绅士陈湖到县衙来给人看病。陈湖是个秀才，懂得一点医道，平日里与杨乃武不睦，因为杨乃武的谤诗里也提到过他。他听说葛品连身死不明，便对刘锡彤说，外面早就有传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现在葛品连暴死，内中恐有别情。刘锡彤听说，忙叫人去打听，果然有这种说法，随即前往验尸。当时尸体已经膨胀，上身淡青色，肉色红紫，仵作沈祥辨认不真，把手指脚趾灰暗色认作青黑色；口鼻里血水流入两耳认做七窍流血；用银针探入喉管是淡青色认作青黑色；银针抽出时，并未用皂角水擦洗即认作服毒。因为尸体没有僵硬，仵作说成是烟毒。门丁沈彩泉听信了陈湖的话，就说不是烟毒，一定是有人用砒霜毒死。一个说是烟毒，一个说是砒毒，争论不休，仵作便含糊报称是服毒而死。刘锡彤听说是服毒身死，立即传问葛品连的邻舍，都不知毒药从何而来。刘锡彤也因为有陈湖之言，已怀疑与小白菜有关，当即将小白菜带回县署。
葛品连事实上就是病死，可是这么多人添枝加叶，又牵扯到新科举人杨乃武，刘锡彤心中窃喜：“嘿嘿，杨乃武，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他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后，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坐堂审讯，追问小白菜毒药从何而来，小白菜供不知情。
刘锡彤百般劝诱，小白菜仍说不知是服毒身死，更不知毒药从何而来。审了半天，小白菜始终说不知道。夜间再审，刘锡彤不问毒药来源，却要她说出与何人通奸。小白菜也说没有。一再逼问，都说没有。又问在杨乃武家住时是否与杨乃武有私情，小白菜说杨乃武只是教她识字读经，并无私情。审了多时，仍审不出奸情。刘子翰、何春芳害怕逼问奸情，小白菜会说出他二人来，当夜立即叫阮桂金到狱中诱骗恐吓小白菜说：“葛品连是被毒死的，验尸已经确认。外面都传说是你谋杀亲夫，罪名一成立，你就会被凌迟处死，那可是千刀万剐啊！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乃武家住过，外面早就说你和杨乃武有关系，如果你说出是杨乃武叫你毒死的，你就不会判死罪了。杨乃武是新科举人，面子大，也不会死。也就是把举人的头衔革掉，明年再考，还是举人。可是如果你说出刘公子之事，毫无对证，那就是诬陷好人，要罪上加罪！你可要想清楚啊！”小白菜吓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再审，刘锡彤逼问奸情和毒药，小白菜还是说不知道。刘锡彤就叫动刑，一连三拶。小白菜一个柔弱女子哪里熬得过去，既不敢说出刘子翰之事，又不想说出别人，只好照阮桂金所教的话供了，说杨乃武初五日曾到她家里，给她一包药，说是治流火的，葛品连吃下就死了。
刘锡彤取得了小白菜口供，真是乐得合不拢嘴，立即传讯杨乃武。杨家人听说葛品连被人毒死，正在诧异，县里来传，便随差人前去。杨乃武一到，刘锡彤便审问，叫他供出如何用毒药毒死葛品连。杨乃武怒斥刘锡彤凭空诬陷，刘出示了小白菜的口供，杨乃武坚决否认此事。因为杨是新科举人，按律规定，必须先革功名才能用刑。十二日，刘锡彤即申请上司将杨乃武的功名革去。不等上面的批文下来，第二次审问时便立即动刑，一连审了数次，夹棍、火砖等刑都使用过了，杨乃武坚决不肯让刘锡彤得逞。杨的堂弟杨恭治与詹氏的弟弟詹善政闻知后，以杨乃武初五日正在南乡岳父家里除灵为由赴县衙为杨乃武辩白。刘锡彤提案质讯，小白菜畏刑，仍然照前供说。刘锡彤认为案情已查明，便将情况详报上司。
刘锡彤自恃与现任知府陈鲁关系密切，认为上司批准即可定罪。陈鲁翻阅原供，见杨乃武并未承认，就命令把全案人犯案卷解府复审。十月二十日，杨乃武和小白菜、沈喻氏、喻王氏、詹氏以及其他有关人证都被解送到杭州。刘锡彤亲自到杭州打点，解送杭州的原供都作了篡改。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银针未用皂角水擦洗改为已用皂角水擦洗；初五日给小白菜毒药改为初三日。陈鲁是军功出身，看不起读书人。他早听说杨乃武惯作谤诗，毁谤官府，认为杨乃武是个不守本分的人；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也知道是杨乃武为首，又有刘锡彤先入之言，所以此案一解到府，即不容杨申辩，第一次审问便用刑逼供。小白菜因有供在先，不敢翻供。愚昧荒唐的沈喻氏听小白菜诬供毒药是杨乃武所给，竟然也改供说在葛品连死时，见死得可疑，即盘问小白菜，小白菜说是杨乃武叫她下毒的。陈鲁并不追问沈喻氏，却用严刑逼问杨乃武，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几次昏死过去。一连几堂，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诬服，乱供曾到小白菜家给她毒药。陈鲁又问毒药从何而来，杨乃武说是前次到杭州回余杭路过仓前镇，花了40文钱买了一包砒霜，说是毒老鼠的。问他在哪个店里卖的，店主叫什么，杨乃武说在爱仁堂药铺，店主叫钱宝生。陈鲁取得杨口供后，不传钱宝生对质，却叫刘锡彤于二十七日转回余杭传讯钱宝生，讯问他卖毒药经过。
钱宝生到县衙，刘锡彤问他卖砒霜经过，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有看见过杨乃武到仓前，更没有卖过砒霜，爱仁堂是个小药铺，从来不进砒霜。刘锡彤一再威逼利诱，钱宝生还是坚决否认此事，并说他的名字叫钱坦，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个名字。钱宝生的弟弟钱垲听说哥哥被捉到县衙，赶来打听内情，设法营救。他知道陈湖与刘锡彤很熟，就去恳求陈湖说情。陈湖私下里对钱垲说杨乃武供词中是买砒霜毒老鼠的。卖砒霜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所以承认下来，也没有什么罪，至多是杖责，不承认，反而有罪。如果承认，马上可以请县衙给一张无干的谕帖，这样就不会有拖累了。于是钱垲劝钱宝生承认。钱宝生听他们这样一说，就答应了，当即在门房里出了一张卖砒霜的甘结（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画押字据）。陈湖拿了甘结进去见刘锡彤，刘见取得了甘结，所以就给了钱宝生无干的谕帖。刘锡彤骗到了钱宝生的卖砒霜甘结后，即日赶到杭州府。陈鲁即根据供词及甘结定案，按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陈鲁严刑逼供，草率结案的事情立即哄传全省。当时距离乡试结束不久，杨乃武就是这一年八月乡试时考取了第48名举人的，当时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嫉妒，听说新科举人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杨乃武在谤诗里提到他们的，也都推波助澜，众口一词，说杨乃武是十恶不赦的大坏人，都以早日看到处斩为快！这时候，杨家一家五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惨祸，惊恐万状，家破人亡已在目前。詹氏日夜啼哭，双目红肿。只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头脑非常清醒，她眼看相依为命的弟弟罹此奇冤，受刑诬服，悲愤之余，四处奔走，设法救弟弟一命。她来到杭州城隍山城隍庙请了一签，签上说：“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人观我观自在，金风到处桂边生。”城隍山上的测字先生解释说还有救，到荷花开时冤情可以明白，桂花开时人就可以平安归来了。接着杨菊贞又去扶乩，乩坛也批了两句诗：“若问归期在何日，待到孤山梅绽时。”这些本属无稽之谈，但是在当时迷信十分盛行的情况下，无疑对杨菊贞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增加了她为弟申冤的信心。杨菊贞首先去找沈喻氏，得知她在县里和府里的口供不一致。接着又找到爱仁堂药铺老板钱宝生的母亲和伙计，都说杨乃武从没有向他们买过砒霜，这样她心里更有底了，冤情十分明显，她决定到臬司、藩司、抚台衙门告状。谁知官官相护，按察过了两堂，即认定原审无误，照原拟罪名详报巡抚定罪。当时浙江巡抚是杨昌浚，余杭县官刘锡彤就重贿其属下，结果以“无冤无滥”审结，按照杭州府原拟罪名判定，至此已铁案难翻，只要刑部回文一到，就要立即执行了。杨乃武的亲属都认为没有生望了，只有杨菊贞不死心，入狱探监，与杨乃武商量，决定上京告御状。杨乃武自拟呈词，历述冤情以及各级官府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呈状写好后，由杨乃武的舅父姚贤瑞作“抱告”，陪同进京，因为当时女人是不能递呈告状的。杨菊贞与杨乃武之妻詹氏和一双儿女，身背黄榜，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两个月，到达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提出了控诉。不料都察院问都不问，就将他们押解回浙江，仍交给巡抚杨昌浚审理，这次告御状算是失败了！杨菊贞仍不死心，誓死为弟洗冤，准备二次进京告状。她二次进京得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支持。这位胡雪岩先生曾在浙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开钱庄、办洋务，后来又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药店。他有资金3000万，田地一万亩，用钱捐了个江西候补道的功名，成了有财有势的官商。他从小家境贫寒，又是学徒出身，所以对贫苦百姓生活比较关心。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冤案发生时，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是最早了解冤案内情的一个。胡雪岩有个西席（尊称授业之师或幕友为“西席”）叫吴以同，与杨乃武是同学同年，知道杨乃武平日为人正直，这次获罪一定是有人陷害，他把杨菊贞上京告状及准备二次进京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表示愿意资助。在吴以同的引荐下，杨菊贞拜见了胡雪岩，胡深表同情，不仅慷慨资助他们全家进京的路费，而且到京后所有用度也都包了下来，这已是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的事了。
就在杨菊贞准备二次进京告御状的时候，恰好有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丁忧服阙后起复回京，胡雪岩为他饯行，由吴以同作陪。席间胡雪岩、吴以同向夏同善讲述了杨乃武冤案的曲折经过，并且请他在京设法帮助，夏答应相机进言，不料这件事成了日后杨乃武冤案平反的关键一环！
杨菊贞二次进京后，由夏同善引荐，遍叩了浙江籍在京官员30余人。
夏同善与大学士翁同龢商量，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夏同善还会同御史王昕亲自上疏，为杨乃武平反。于是，朝廷派了礼部侍郎胡瑞澜为钦差，到浙江勘查此案。浙江巡抚杨昌浚得知胡瑞澜到了杭州，就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易改动，否则引起士林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了。同时又推荐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府罗子森会同审理。边葆城是杨昌浚湖南老乡，又是刘锡彤的姻亲，因此在复审时，边葆城动以酷刑，日夜熬审。最后一堂把杨乃武的双腿夹折，对小白菜则十指拶脱，还用铜丝穿入乳头，惨不忍睹，就这样严刑拷打，钦差审结，仍然维持原判。这样一来，原审各级地方官吏如释重负，这批湖南帮的大小官员弹冠相庆，设席宴客，认为从此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
而在京浙江籍人士对杨案主犯屡翻屡服，杨菊贞两次上京，认为必有曲折隐情。有些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朋友三十余人联名向都察院、刑部提出控告，揭露此案，县、府、按察、督抚、钦宪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要求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天下，以释群疑。在京官员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是有冤情不得平反，不仅是杨乃武、小白菜两条人命的问题，而且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于是，夏同善、张家骧取得刑部侍郎袁保恒、大学士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向两宫太后陈诉冤情，要求将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提京复审。最终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平反，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有极大关系。
当初由大学士翁同龢向两宫面陈案情，就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她没有直接下达谕旨，而是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审问，但她同时派了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案情。对于此案是否提京复审，开始慈禧太后是犹豫的，她对地方官吏承办的要案也不愿轻易更改。但后来杨乃武冤狱的呼声越来越高，朝廷内外到处哄传，又加上官员不断上疏奏请提京勘查，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叫刑部彻底根究。”这样，江浙派官吏初步得到了主动权。
刑部大审，开棺验尸，认定葛品连并非中毒而死。刑部复审勘验情况奏知两宫，这时已将刘锡彤革职拿问。原审各级官员为什么审办不实，要刑部再彻底根究，于是又提集犯证审问了两次。
在是否惩办各级办案官吏的问题上，江浙派与两湖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江浙派力主惩办这些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另一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附和的多是两湖籍官员，故称两湖派。他们认为不能为了区区两个平头百姓处理这么多官吏。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奏疏，一直拖了两个月，迟迟不上，直到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日，奏疏才上去，但是对于巡抚杨昌浚、钦差胡瑞澜并未提出参革，许多受贿、包庇等情弊也未提及，马虎了事，直到二月十六日以光绪帝名义下的平反谕旨才将二人革职。杨昌浚虽然革了职，刘锡彤虽然是充军到黑龙江，但对刘子翰却完全开脱了。其余承办此案的知府、知县，都只是革职了事，只字不提行贿受贿之事。
从杨乃武、小白菜一方来说，冤案昭雪无疑是莫大的幸事，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民间的一个小案，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不足为怪的。可是现在被渲染成爱情故事的案件背后陷藏着重大的政治斗争，难怪杨乃武在出狱后曾想去拜见救他一命的浙省大小官员，很多人并没有出面见他，毕竟参与这场斗争不光是为了一个杨乃武。参与对杨乃武审判的多是湖南籍官员，他们大多是左宗棠一手提拔的，在对渎职官吏的惩办上，朝廷也只采取了革职了事，而并没有量刑处罪，这就表明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
在这场无辜的冤案中，杨乃武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刑部却说刑伤业已平复，并无伤筋折骨的情况。
经历了三年多的牢狱之灾以及各级官吏的残忍折磨，杨乃武虽死里逃生，家人团聚，但受此打击，人虽未亡而家已破，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多欢少啊！从北京回家的路费仍然是胡雪岩资助的。
杨家人回到余杭县后，已是家产荡然，生活困难。杨乃武依靠亲友帮助，赎回了几亩桑地，以养蚕种桑为生。这时他虽然只有36岁，正当年富力壮的有为之年，但经过这场灾难，棱角已被磨尽，心灰意冷，轻易不与外界交往，专心致志研究孵育蚕种。余杭盛产丝棉，行销全国。杨家世代养蚕，对育种有一定经验。过了三年，杨乃武所育蚕种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购买，他家的蚕种牌记是“风采牡丹，杨乃武记”。凡是杨家出卖的蚕种，都盖上了这个牌记。每到育种时，全家大小日夜忙碌，家里生活也日渐好转。杨乃武就是这样安静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直到1914年去世，终年74岁。
小白菜出狱后，回到余杭，万念俱灰，在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为生。从此就在青灯古佛旁、晨钟暮鼓中了却残生，于1930年去世。她的墓塔建在余杭东门外的文昌阁旁，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坦然，墓址选在河岸路旁。
杨乃武是举人出身，他家也比较富裕，另外在当时的首都北京那么也有很多浙江级的官员以及 对他们的支持，那么这些原因都是原因，但是如果没有最终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官官相护，有些案子很难最终平冤昭雪。本案平反昭雪的最后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的、尖锐的官场权利斗争，这是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小小的杨乃武、小白菜这样的案件是普通的，但是在当时围绕着这个案件审理，浙江的一干官员，从县到府到省，全都是曾国藩所统率的湘系军阀的手下，那么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曾国藩率领自己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镇压了太平天国，那么在当时江南一代，各级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湘系的军阀，他们没有多少的知识，凭着军功担任这样的职务，他们很少受过严格的审判经验的教育，也没有多少知识，因此容易造成很多冤案，而且有了冤案之间都同处湘系，官员之间相互扶持，相互的维护，那么从而使这个案子迟迟难以翻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早就与除之而后快，早就想找到一个契机来弹压湘系军阀的势力，那么杨乃武、小白菜案件的发生给慈禧太后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找到了爱新觉罗满清皇族或者说朝廷吧，压制湘系军阀气焰的契机，那么之所以最后100多位官员顶戴花翎全部摘掉，永不续用，实际上有压制湘系军阀这么一个功能。
如何煮汤饭比较好吃 ，因为是出租房 所以考虑到要省钱 就不需要炒这个炒那个。 汤饭又又汤 有好吃
米饭煮好，用小锅煲烫：可以做排骨汤里加点小白菜；还可以用牛肉买点咖喱做点咖喱牛肉直接泡饭里；还可以做朝鲜族酱汤（买点酱，一点五花肉、再加点白菜黄豆牙，加上调味品用锅煮就可以了）这些简单又好吃的汤，都适合泡饭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