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法国经典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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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食货志原文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供)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悦)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又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畎。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畎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种于畎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聩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耘)或芓(籽)，黍稷儗儗(薿薿)。”芸(耘)，除草也。芓(耔)，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垄)尽而根深，能(耐)风与旱，故儗儗(薿薿)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宙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无)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直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价)而籴，而利农，谷贵时减贾(价)而祟，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振(赈)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成帝时，天下亡(无)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蓄)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率)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资)数巨万，而贫弱俞(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价)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藏)已侈，百姓訾(资)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钩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钩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促)，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嗷嗷)然，陷刑者众。
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悖乱。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民俞(愈)贫困。常苦枯旱，亡(无)有平岁，谷贾(价)翔贵。
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振(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赡)官以禀(廪)之，吏盗其禀(廪)，饥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致，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宄)，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ps：很抱歉，只找到这些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 五等爵位
【爵】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后代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中国古代爵位制度
[size=3]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之一。先秦爵制，与世袭的宗法、分封等制度互为表里，爵位往往就是政治权力的标志。秦以后的爵制（分赐爵与封爵），与先秦爵制的性质有所不同。爵不具备行政职能，主要用来确定皇亲、功臣世袭的政治名位和经济权利。
先秦文献中有关爵制的记载，主要见于《孟子·万章下》。所举周代爵称，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年代稍晚的《礼记·王制》，则将天子除外，子男分列，即所谓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文献反映的先秦爵制是否准确，学者尚存异议。但参照甲骨、金文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夏爵制不详，商制细节难明，只有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爵制尚可大致判明其爵称与爵序。
商制，文献所记有侯、甸、男、卫、邦伯，均属地处王畿之外的“外服诸侯”。殷墟甲骨资料表明：殷邦境外的“多方”或“多邦方”，常常是商王国征伐的敌国。它们的君长被称为“方伯”或“邦伯”，如人方伯、羌方伯、盂方伯、周方伯等。殷邦边境和邦境内的君长，被分别称为侯、伯，如杞侯、犬侯和井伯、宋伯等。它们是商王国的屏藩，常受商王之命征伐多方，商王亦往往派兵助征。方伯和侯、伯称号的不同，反映了这些君长与商王关系的亲疏差别。
有的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或金文）中的“田”和“子”、“男”也是爵称，目前尚无定论。
西周春秋爵称，可大致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级：
王。在周王朝辖区内，王是指周天子而言。另有个别并非天子的王者，如■王、吕王、丰王等，都属戎狄首领。春秋金文中的称王诸侯，仍限于同周室关系较疏的蛮夷君长，即徐、楚、吴、越四国。
公。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称公，所见有周公、召公、毕公、明公、井公、毛公、芮公等。可以肯定的称公诸侯，有宋公戌（宋平公）、宋公差（宋元公）、宋公■（宋景公）、宋公得（宋昭公）。
侯。西周春秋时代行用最普遍的爵称是侯。金文所见主要是周初始封的周姓诸侯，如■（燕）侯、鲁侯、康侯、邢侯、蔡侯、滕侯、虞侯、荀侯、曾侯等。称侯的异姓国君，除与周室关系非同寻常的姜齐以及取而代之的田齐外，大都是周初褒封的前代帝王之后，或者早已存在的“先封”之国，有铸、陈、纪等。
伯。西周时代称伯的诸侯，多为文献记载较少的小国之君，有的是畿内封君，如荣伯、井伯、杜伯、单伯、散伯、徵伯、过伯、夷伯等。春秋时代明确称伯的国君，主要有郑伯和曹伯。
子。金文中的子明确属于爵称的，主要有北子和沈子。文献中其他诸子，尚无金文印证。
男。《春秋》所见男爵仅有许国。1967年陕西长安县马王村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许）男所作铜鼎，证实许国国君的爵称确为男爵。
战国时期除楚国和越国早已称王外，魏、齐、赵、韩、燕、中山等国也在战国中期相继称王，突破了西周以来的诸侯爵称。各国又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并推行与之适应的爵制。三晋和燕、齐的爵秩等级，大体仍为卿和大夫。楚的最高爵位叫执■，情况较为特殊。秦则从商鞅变法以后，实行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公士、上造、簪■、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秦二十等军功爵，累积爵级至关内侯（十九级）、彻侯（二十级），即可食租税或食邑；自大庶长以下至公士十八等爵，“则如吏职”。
两汉汉初，在二十等爵外，又先后分封异姓、同姓为王。诸王封爵，带有浓厚的分封制色彩，与中央集权制相■格。文帝、景帝，特别是武帝奉行削藩政策，限制并削弱诸王权力，诸王遂不得领民亲政，惟衣食租税。同时，列侯（原名彻侯，避汉武帝刘彻讳改）也与二十等爵相分离，与王爵共同构成封爵制度。自关内侯以下，为赐爵制度。封爵优于赐爵的主要权益是：享有封国或食邑；置官属；爵位世袭；衣食租税；具备崇高的政治地位。
两汉封爵的爵级主要是王、列侯两等，此外还有公主汤沐食邑。王、列侯官属数量因爵之高低而多少不等，但任用权却在中央。汉初定制，“非刘勿王”（后演变为非皇子不王）、“非功不侯”。王的封授对象是皇子，列侯主要封授异姓功臣，诸王庶子所受推恩爵亦是列侯。诸皇子王初以区域立国，跨州连城，形成尾大之势。汉武帝推行推恩析国政策，诸王遂以郡立国。东汉初，汉光武帝刘秀曾废王爵，封九皇子为国公，旋即复旧。两汉除王莽、曹操以权臣称王外，异姓功臣只能封为列侯。列侯，西汉时多以县立国，也有食乡亭者，但并无乡侯、亭侯之称。至东汉，列侯正式分为县、乡、亭侯。功大者食县，功小者食乡亭。东汉中期以后，政治腐败，遂出现大量的外戚侯、宦者侯、恩泽侯，虽有悖于“非功不侯”的原则，但县、乡、亭侯的爵称爵序并未因此发生变化。
封爵传袭，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庶子、庶孙一般不具备袭爵权。无嫡子袭爵，则削除封国，这就是所谓的“无子国除”。皇亲和重要功臣“国绝”时，为示优宠殊遇，也可由庶子庶孙袭爵，这就是所谓的“绍封继绝”。绍封者权益低于正常袭爵，仅食国之半租。此外，公主汤沐食邑也可由公主之子承袭，但并不普遍。
汉代封爵制度，对后世影响颇大。诸如诸侯不与政事、惟得衣食租税，非皇子不王，非功不侯，无子国除，绍封继绝等重要原则，均在不同程度上为以后的王朝所沿用。
两汉十九等赐爵，爵称与秦同。凡赐爵皆可“有罪以减”，无爵者则为士伍。十九级爵中第九级（五大夫）以上为高爵，亦称吏爵，具有免役特权。获得吏爵的主要途径是凭借军功吏■。第八级（公乘）以下至第一级（公士）为低爵，又称民爵，获得民爵的主要途径是因特典、灾异而诏赐天下民爵。法制规定，民爵高于第八级时须转让亲属，故除非有特殊原因，民爵一般不能升至吏爵。获得吏爵、民爵的另一途径是买爵。汉文帝刘恒实行入粟拜爵，开卖爵先例。汉武帝特设武功爵十一级，标价出售，以缓解财政困难。以后屡有卖爵诏令，赐爵趋于猥滥。东汉末年，赐爵已成“空设文书”，不再为时人所重。魏晋南北朝时期，赐爵制遂废弃。
魏晋南北朝魏晋之际，设置五等封爵，东汉以来的王、列侯二等封爵，变为王、五等封爵、列侯三大层次封爵。北朝取消列侯，王、五等封爵成为主要的封爵爵称。
诸王封爵。西晋设国王、郡王（分大、次、小）、县王，各有多少不等的食邑户数。东晋南朝，仅禅代前期的异姓篡代者封国王，如刘裕封宋王，萧道成封齐王。一般情况下，皇子才能封郡王（亦分大、次、小三级）。北魏前期，异姓多封王，但袭爵者即降为公。孝文改制，唯宗室封王，并按亲疏远近分为一藩王、二藩王、三藩王，亦为郡王。北周末年，在郡王之上，又设国王，封授对象是皇子。诸王政治权益，因王朝而异。西晋王国按大、次、小可分别置三军、二军、一军，自选官属。其他王朝，则无置军和自选官属权。但诸王可参政入仕、领兵出镇，却是这一时期各王朝的普遍现象。骨肉相残因此时有发生，构成诸王干政、乱政的政治格局。
五等封爵。曹魏有乡公、亭伯等爵称。咸熙元年（264），即将代魏的司马氏设立五等封爵。五等封爵，采《周礼》中公、侯、伯、子、男之名，每等又分大、次二级，共五等十级。每级封爵都有封疆里数和户邑数，以方五里和邑二百户为差，井然有序。五等封爵官品在第二以上，名位低于诸王，却有高于列侯的“禄奉礼秩”，其中公、侯可置一军。东晋南北朝，五等封爵不再划定封疆里数，大、次两级合二而一，皆以郡或县立国，并在爵称前冠以“开国”字样。伯、子、男三级封爵，品秩也由第二分别降至第三、四、五。北周后期，滥封无度，遂在郡公之上常设国公，以封柱国大将军等重要功臣。时五等封爵的爵序是：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
列侯。魏晋有县、乡、亭侯，品秩在五等封爵之下。东晋南朝，县侯与五等封爵中的“侯”合一，仅存乡、亭侯。北朝无列侯爵。
列侯之下，尚有属于赐爵的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爵。
就创新而言，这一时期有“分食制”和“虚封制”。“分食制”指诸侯按一定食租率提取食邑户的租税。如西晋诸侯三分食一；东晋南朝九分食一；北魏王二分食一，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虚封制”，是指无封国食邑、不食租税的封爵。它与赐爵制的区别就在于可以世袭。典型的虚封制是北朝的散爵，如散公、散侯、散伯等等。北周初年，因租税有限，开国封爵“虽锡以茅土，而未给租赋”。保定二年（562），周武帝诏令诸国公（邑万户），可寄食他县，收其租赋。寄食户数仅是原食邑户数的十分之一。这种封户为虚、寄食户为实之例，为以后的虚实相结合的食租税方式提供了借鉴。